新基建新在内涵
记者：你是如何理解新基建的?
邹曦：我理解的新基建分为三个方向：首先是能够带来消费的投资，包括能够加速城市化、能够刺激消费发展的轨道交通，以及能够让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和消费增长的精准扶贫等。
其次是新兴产业的基础设施投资，包括5G、特高压、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这些基础设施发展起来以后，能对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很好的支持。
最后是对民生“补课”的投资，例如海绵城市、地下管廊、环保等领域。
记者：同传统的老基建相比， 新基建有哪些不同之处?
邹曦：在我看来，新基建新在内涵，而不是形式。新基建的本质内涵是有助于发挥一个国家在特定历史阶段的比较优势。新基建的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内容。当前阶段，通过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加速推进中心城市化释放出来的巨大土地红利，是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
凡是有利于提升中心城市化的基础设施建设，都可称为新基建，而不必拘泥于投资领域等外在形式。
记者：在你看来，新基建的内涵是什么?
邹曦：从本质内涵来看，新基建应当顺应中长期的产业趋势，有助于发挥中国在特定历史阶段的比较优势。在我看来，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发挥一个国家在特定阶段的比较优势。以此为基础继续推演，可以对中国以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作为逆周期调节的主要手段进行经济效率上的评估，从而总结出新基建的本质内涵，可将之概括为：逆经济周期短期不经济，顺产业周期长期经济。
记者：上述内涵应该如何理解?
邹曦：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了多次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从短期来看，都是逆经济周期的需求端政策，经济性较差;但从长期来看，如果能够顺应产业周期的发展趋势，从供给端提升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其经济性就会很好。
基础设施建设要兼顾逆周期调节和提升长期增长潜力的作用，是否顺应产业趋势的评判标准，在于能否发挥当时历史阶段的比较优势。不同时期的新基建，其外在形式也是不同的。
记者：当前发力新基建，应该注意什么?
邹曦：1999年至2000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我国启动了第一次大规模“铁公基”建设，修建了大量的铁路、港口、高速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虽然短期利用率不高不够经济，但从长期来看，为中国出口导向型产业和重化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设施支持，有利于发挥当时中国最主要的比较优势——劳动力红利，顺应了产业周期，提升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基础。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其成功。
站在当前时点看，什么才是真正的顺应长期产业趋势的新基建?在我看来，应当抓住新基建的本质内涵，顺应产业周期是新基建的核心要义。新基建不仅限于新兴产业相关的基础设施，适当的“铁公基”建设同样属于新基建的范畴，否则就容易陷入刻舟求剑的误区，这同中国当前的比较优势有关。
新基建要利于发挥比较优势
记者：基础设施建设要有助于发挥国家的比较优势，你认为当前我国的比较优势是什么?
邹曦：我认为是中心城市化。大力发展具有强大的产业积聚和消费升级效应的中心城市，有助于提升中国中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同时将释放出巨大的土地红利，形成中国当前阶段最主要的比较优势。
借鉴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的进程和模式，可以推断中国将形成众多中心城市，将聚集中国40%以上的人口，中心城市的布局和人口聚集程度将对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形态，包括交通、居住、服务业态等产生重大影响。
记者：如何实现中心城市化?
邹曦：城市经济的发展，核心在于土地供应。中国现行的土地管理体制具有条块分割的特点：一方面，土地性质进行了严格限定，其用途转换受到各种约束;另一方面，土地供需结构形成了区域之间的不均衡，级差地租难以有效转化。这种土地管理体制源自历史上增量改革的路径选择，对于发挥地方积极性促进经济增长曾经起到积极作用，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其对中心城市化的制约作用显露无遗。
上证报记者：如何破除影响中心城市化的制约因素?
邹曦：在我看来，依托中心城市化进程改革土地管理体制，通过耕地跨省置换、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流转等改革措施实现土地在性质和空间方面的转换，将释放出巨大的土地红利，为中心城市的发展提供持续的资源支持。
中国经济发展到目前阶段，产业积聚格局以及随之产生的人口流向趋势日益显著。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以及众多区域中心城市，人口持续净流入。通过跨省耕地置换、深度挖潜存量建设用地、加大经济发达地区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审批权限等改革措施，将有助于这些问题的改善，推动中心城市化的加速实现。
中心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增加与中西部地区农村耕地的增加，会形成明显的级差地租，把这部分土地收益在中心城市、复耕地区和进城农民三者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将形成整体效率的极大改进。通过改革土地管理体制加速推进中心城市化而释放出的土地红利。毫无疑问，这就是中国当前阶段最主要的比较优势。
提升中心城市化应是新基建主要导向
记者：当前提到新基建，往往会指向科技新基建，对此您如何看?
邹曦：新基建指向科技新基建，其隐含逻辑是通过新兴产业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高端制造业和消费产业的发展，发挥中国当前阶段的部分比较优势——工程师红利和消费红利。
目前阶段，工程师红利和消费红利确实是中国重要的比较优势。中国每年800万以上的大学毕业生，潜藏着巨大的工程师红利。同时，随着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日益壮大，消费红利非常可观。
但是，在我看来，通过新基建直接实现工程师红利与消费红利有不少制约因素，实现起来并不容易。
记者：有哪些制约因素?
邹曦：释放工程师红利的高端制造业，需要整体产业链的技术进步的支持。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全产业链技术进步的进程有效匹配，才能充分发挥新基建的促进作用。
举例来说，在苹果手机乃至颠覆性的iPhone4推出之前，欧洲电信运营商过于超前的3G网络投资曾使其陷于长期的财务困境。通过新基建促进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应当在把握整体产业链技术进步进程的基础上适度超前，过于超前的建设会由于设备的技术性贬值造成大量的资源损耗。
至于消费红利，则与消费供给和人口分布结构有很强的相关性。一二线城市人群中各种新形态消费，渗透率已经很高，持续加大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其促进作用有限;基数更大的三四线城市人群，虽然具备了较强的消费能力，新形态消费的供给不足，但由于人口分散，基础设施建设存在规模不经济的问题。
记者：在你看来，新基建的实现途径是什么?
邹曦：从现实可操作性出发，应当把提升中心城市化作为新基建的主要导向，通过土地管理体制改革逐步释放隐藏的土地红利，以此促进工程师红利和消费红利的实现，在需求端逆周期调节的同时，从供给端提升中国中长期增长潜力，实现中国经济的再次腾飞。
无论何种形式的基础设施建设，只要有利于中心城市化，有利于释放土地红利，就是当之无愧的新基建。
记者：推进中心城市化，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
邹曦：我认为，基于中国实现中心城市化的布局模式和核心抓手，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大力发展轨道交通建设。要以中心城市为枢纽，通过城轨、轻轨和地铁等交通设施形成一小时轨道交通生活圈，中心城市之间则要密集加强高速铁路的轨道交通联系，这样才能适应人口密度高且数量众多的中心城市的要求。
二是大力发展安居房建设。要在中心城市周边地区，轨道交通生活圈之内，密集建设安居房，以承接和满足中低收入人群定居的需求。
三是大力发展教育、医疗、环保等民生工程。城市生活不仅仅只有工作、居住和出行，配套的民生工程必须完善，才能真正提升生活品质，尤其是加强教育配套设施的建设，才有可能使得安居房真正全面满足城市居民的居住需求。
通过上述方面的新基建，可以推动中心城市化的实现，能够对高端制造业和消费产业的发展产生有效的促进作用，为中国经济的再次腾飞奠定扎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