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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文学课怎么讲，大学语文课怎么讲？……

总之不能一样，虽然都是人文类课程，也要体现“种差”，具体则要一样一样研究。

本篇再讲什么是“人文性”。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过一场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这场讨论首先是一些人文学科的学者发起的，然后影响到中小学语文教育界，演变成“人文性”“科学性”的争论，并由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定格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然后又影响到大学语文，演变成延续至今的关于大学语文课程性质的讨论。

然而，这个过程从源头上就是有问题的。首先，究竟什么是“人文精神”？讨论者们始终就不能给出一个明白的定义。主张重建人文精神的人说，人文精神是一种“终极关怀”，这种“终极关怀”是很不容易找到的，“一个人往往一生都找不到。因此，这种关怀，经常体现为迷惘、焦灼的痛苦，但也往往以此体现了人的精神主动性——这正是伟大艺术的源泉。”反对者则反唇相讥：“中国压根就没有人文精神，你失落什么呀？又何须重建呢？你既没有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人道主义为主的人文精神，也没有美国惠特曼时期力倡自由民主的人文精神，那么你到底要"重建’什么样的人文精神？”学者们的各执一词，使“人文精神”讨论一开始就陷于混乱，以至于在一次讨论会上，有位年轻的学人就直截了当地批评说：“人文精神”的讨论竟然弄成了这样子，知识界也太让人失望了。

笔者认为“人文精神”是关于人的精神的描述，而人是分为社会群体的，所有国家民族都存在着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这三种文化人群，这三种文化都有各自的“人文主义”。“文明以止，人文也”，这是主流文化的人文主义，这个“止”是和“大学之道……在止于至善”的“止”一个意思，是指约束，强调“文明”对于人的意义就在于有所约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才是一个文明的、有秩序的、和谐的社会。从大学语文角度看，徐中玉教材就是体现这个人文主义，所以教材设计的“人文主题”就是“仁者爱人”“和而不同”“胸怀天下”“浩然正气”等等——徐中玉教材是教育部高教司组编教材，主要采用主流文化的人文视角无可非议。

大众有大众的人文主义，那就是人的生存权，人有享受生活的权力。这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一种人文思想，于此同时，中国明代随着市民阶层的崛起，大众的人文精神也开始蔓延，针对理学家们宣扬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反人文理论，大众人文精神的代表李贽等人针锋相对地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这可能是当下某些“人文主义”论者不愿意听到的，当年他们批判王朔小说的“人文精神失落”，却没有想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经典作品《十日谈》正是同样的性质，都是一种肯定大众物欲的人文主义，难怪王蒙讥笑他们“你们讲的是哪种人文主义呀”。在大学语文中，一些教材开始入选流行歌词、武侠小说，在问卷调查中，频频问“喜欢什么”“想要什么”，在教学形式上，不断有人提出向“百家讲坛”学习，显然都是体现出一种大众的人文主义。但是我们必须注意，高等教育的性质天然是倾向于精英文化的，即使是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大众”一词的意思也是指入学率，而不是指培养目标，否则真的会把大学语文弄成“高四语文”甚至不如中学语文。

第三种是精英文化的人文主义，它强调人的精神诉求，强调对人的终极关怀。在物欲泛滥的当今社会，最应该弘扬这种精英文化的人文主义。但是精英文化又是难的，不仅难在精神的自律，尤其难在处理与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有时会发生冲突，因为主流文化首要的任务是处理当下的社会问题，构建和谐社会，而精英文化则更多考虑终极性问题，所以往往对主流文化采取疏离与批判的态度。但是这是要有分寸的，也是要有技巧的，某一种“大学人文”教材显然就在这个方面出了问题。尤其是课堂教学，不宜过分渲染疏离与批判的情绪，因为学生很难掌握这种分寸和技巧，会害死学生。

观点：大学语文不谈“人文性”则已，如果要谈，就必须先弄清楚你要讲的是哪一种“人文主义”。